今天是切被杀害50周年祭。将近一年前，2016年11月26日，他的战友菲德尔终究也还是走了。在这一年的4月，他似乎预感到自己的身体健康情况难以为继，在出席古巴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发表了“告别演说”。虽然是告别，但是却丝毫没有伤感和不舍。他将自己能延续至90岁的生命视为一种“幸运”，他甚至遗忘了死亡之为生命终结的意义，在最后还在号召“我们一定要告诉拉丁美洲和全世界的兄弟们，古巴人民必将取得胜利!”在过去六十多年的岁月中，这个以穷苦百姓、无产阶级所构成的“我们”，似乎已经取代了“我”，成为了菲德尔的第一人称代词。自从哈瓦那大学法律系毕业至今，跟随古巴不断抗争、生生不息的“我们”人民，成为了菲德尔的精神主体始终年轻、勇敢和充满理想的主体。这一点，正如格瓦拉在1965年所写的《古巴的社会主义和人》一文中所指出的，“没有体会过革命经验的人，很难理解个人(菲德尔)与群众之间的这种密切的辩证的统一。”
菲德尔的离去，不过是抛却了早已被他和他的革命事业所遗忘的肉体。他在2016年11月26日的最后一丝脉搏、最后一缕气息，与1956年11月24日的他在“格拉玛”号游艇上驰向古巴海岸时并无二异。那天，他和战友们屏气凝神，决心为了一个独立的、人民所有的新古巴而战斗到底;今天，他仿佛听到了切的呼唤和人民的情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坚信“我们将继续向前，改善一切应该改善的事物!”
今天，如果我们回望菲德尔尚年富力强、切还在世界各地奔走战斗的时代，会发现那是一个尚未被、ISIS和无休止的地区战争所绑架的时代。菲德尔和他的革命事业所勾勒出来的社会理想，即在清除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历史土壤中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在人民的劳动和投入中似乎是触手可及的。在那个革命世纪的巅峰时期，马克思和，连同20世纪初的未来主义、现实主义，不仅没有被污名化，更是成为了“先锋”文化和批判哲学的重要源头。虽然在冷战中，苏联的沙文主义和霸权意识在某一些程度上打击了全球人民对于追求历史进步和平等理想的信心，但是菲德尔和他的古巴，则为革命理想提供了最不受拘束地扎根、生长的土壤，尽管这片土壤在尚未工业化的古巴是贫瘠的。
让我们回望这个在今天正式结束的“革命世纪”，并纪念菲德尔和他终身笃定的革命理想。在这个世纪的革命中，菲德尔和他的小岛，始终如同一根深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钉子。菲德尔和他的党，在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抗(战争)中，始终是冲在最前线、高举战斗旗帜的勇士。菲德尔所领导的革命，如同德勒兹所描述的“域外之爪”，使得曾经被门罗主义、强权政治和资本剥削所定义的“拉美传统”被瞬间击碎。可以说，古巴革命本身就是一件最为完美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假道“理性”来说服人民去顺从、忍受不平等和奴役的“畜群意识”，在这部现实主义“作品”中被还原为虚弱的骗局，巴蒂斯塔的独裁政权，以及服务于买办、金融家和军阀的“拉美传统”在人民面前再也不是维持秩序、正义的“利维坦”，而是行将就木的腐朽之物。人民的愤怒和觉醒，在与现实的直接“遭遇”(rencontre)中被点燃，并最终燃起了古巴革命的熊熊烈火，直至将旧制度烧尽、新社会在焦土中萌芽成长。
但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离去，的确标志了20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运动的“正式谢幕”。以十月革命为起点的“革命世纪”，从1917年到2016年正好经历了一整个百年。11月26日去世的菲德尔，似乎有意要为以1917年11月7日为起点的这个世纪画上一个完整的句点。而他同时代的革命领导者，以及他的革命导师们，则大多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已经去世(列宁1924年、斯大林1953年、格瓦拉1967年、1976年、铁托1980年等等)。以菲德尔为句点的“革命世纪”，虽然很多人不愿意承认，但这个世纪的革命实践毕竟终结了。尽管这一“终结”的过程颇为漫长，从1976年开始，经过1991年的“剧变”，直至资本全球化的今天。不是被一桶水浇灭的火焰，而是失去了柴火、甚至被“敌人”和“叛徒”釜底抽薪，而逐渐熄灭的火焰。
今天，金融霸权所主导的国际分工链条，不仅迫使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被融入了曾经备受菲德尔及其战友所批判的剥削体系。这一体系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以撒切尔和里根所发动的“保守革命”为起点，逐渐在在全世界内创造出了一个超越国界的超富集团精英阶层，并同时将这一群体之外的所有人无产阶级化。古巴，这个曾经在革命语境下具有英雄主义色彩的小岛，在资本全球化的意识形态之镜中，却显现为一个“马孔多”似的孤独小岛。这个“马孔多”似的古巴，如同隐藏在资本主义森林中的一片突兀的空地，生活在那儿的人们经济贫乏、生活困顿和信息闭塞。菲德尔和切作为创造这个“马孔多”的“革命家族”，在无产阶级运动逐渐走向低潮的历史中，承受着不一样的孤独感。切如同最终被处决的阿尔卡蒂奥上校，他的传奇一生虽然仍然在摇滚符号中被不断提起，但是他真实的生命却在古巴、古巴之外的世界被遗忘了。菲德尔，则不得不在极为艰难、几乎密不透风的“孤独”(封锁)之下，不惜以“近亲繁殖”的方式来确保“革命家族”在下一个世纪的存续。
今天，这个结束的“革命世纪”的确留给下一个“革命世纪”诸多尚待发明的“遗产”，例如菲德尔在“告别演说”中所辩护的列宁主义，乃至菲德尔、切和整个“革命世纪”的革命经验。但是，正如马克思在一开始就反对作为“私有制”重要内容的“遗产”，未来的革命者，必须要通过创造属于自身个人这个时代的政治事件来发明新的“革命世纪”。正如晚年的菲德尔，就似乎已经察觉了“再发明革命”之内容的重要性。一方面，他不再执拗于派出“国际主义纵队”与帝国主义在整个世界开战，另一方面则更多地关注气候问题、粮食危机和核武器扩散等问题。菲德尔表明了自己仍然“不信任美国的政策”，但是也承认自己不反对“任何能够终止冲突或结束战争威胁的和平协议”，因为“保卫和平是所有人的义务”。同时，曾经通过革命和阶级斗争所创造的政治，也不再被局限于战争状态。他在“告别演说”中告诫后继者：“相信我，我很难启齿，但政治就在这些温和的话语中。我希望我们人类多关注自己与这些现实并为这些担忧，毕竟我们的时代已不是亚当和夏娃的日子。”这是否意味着菲德尔在启示下一个“革命世纪”的基调?即不单纯地追求通过阶级战争来实现全球的革命化，同时也不放弃为已有的自由创造存续、发展的条件。这是否也代表着在这个结束的“革命世纪”中一度被认为触手可及的社会愿景一定要经过更为漫长的“过渡时期”?列宁在《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认为：“只要工业农业的电气化还没有完成(哪怕是基本完成)，只要小经济和市场统治的一切根子还没有因此而被铲除，阶级斗争就会存在而且不可避免。”这一判断似乎在历史现实中实效了，因为电气化所提供的物质条件仍旧没办法支撑起无阶级斗争的社会关系。马云在今年所作的“未来三十年计划经济会慢慢的大”，似乎在更为贴近21实际现实信息化、资本全球化的情况下，作出了更为精准的判断。然而，“计划经济”毕竟只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正如列宁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必须要以苏维埃政权为前提，“未来三十年”的计划经济是否有利于人类的自由解放，取决于“计划”行为出自于人民、还是出自于垄断资本家。菲德尔的确离世了，但是他的革命事业革命所要解决的这样一些问题，却仍然活着。这样一些问题留待21世纪“革命者”去创造性地解决。综观菲德尔的革命人生，以及由他的去世所画上句号的“革命世纪”，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属于庶民的自由艰难形成的历史。在这个“革命世纪”中，正如格瓦拉所描述：
下一个“革命世纪”，将由已逝的菲德尔和切、已逝的革命实践所滋养的一代所承担。这个尚未到来的新的“革命世纪”，等待着下一个“菲德尔”（们），以及由他（们）所引领的历史事件在21世纪资本主义撕开裂缝，照亮未来的世界。
1.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告别演说”：我终将离去，但理想不朽，黄麟译。
2.雅克朗西埃：《歧义：政治与哲学》，刘纪蕙等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3.列宁：《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切格瓦拉：《古巴的社会主义和人》，载《绿橄榄》杂志1965年4月11日
今日为格瓦拉50年祭，观斗者回想去年卡斯特罗之去世，以及马上就要来临的十月革命世纪纪念，虽谈不上悲从中来，但也算是稍作喟叹。